陳春聲：用文化融合促進人心相通

中山大學黨委書記陳春聲教授

今年6月2日，習近平總書記在文化傳承發展座談會上發表重要講話，總書記指出，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有很多重要元素，共同塑造出中華文明的突出特性。中華文明具有突出的連續性，從根本上決定了中華民族必然走自己的路。如果不從源遠流長的曆史連續性來認識中國，就不可能理解古代中國，也不可能理解現代中國，更不可能理解未來中國。黨的十八大以來，總書記多次視察廣東，深入曆史街區、文化地标和文物館，對曆史文化保護工作發表重要講話，作出重要指示批示，對廣東弘揚中華優秀傳統文化，推動嶺南文化創造性轉化、創新性發展深切關懷、寄予厚望。總書記的講話精神，是我們從事曆史文化研究，努力通過地方故事理解國家曆史的根本遵循。

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主題是“嶺南文化傳承發展與粵港澳大灣區文化融合”。嶺南，顧名思義，即南嶺山脈以南，應該包括今天的廣東、廣西和海南等地，也包括香港和澳門地區，陸地面積約45.4萬平方公裡。粵港澳大灣區在嶺南文化的曆史發展中處于重要地位，而嶺南文化的特質和樣貌，也有助于我們更深刻地理解大灣區經濟社會發展的現在和未來。

陳春聲作主旨發言

嶺南這片土地上自古以來一直生活着衆多的人群，他們的生活習俗和文化特點有相當大的差異。大家都知道，若以語言劃分，嶺南的人群明顯可分為3類，一類講廣州話（自稱為“白話”），他們分布在珠江三角洲和整個西江流域的沿河地方，涵蓋了一直到廣西南甯、梧州、百色等地的衆多人群。今天的珠江三角洲，在曆史上長期是大面積的水域，這類人群原來主要生活在内陸的水面上和瀕臨江河的地方。自1930年代羅香林先生構造出“廣府人”這個概念後，這群人通常就被稱作廣府人。第二類講閩南話，分布在潮州、高州、雷州、瓊州（海南）、廉州（現廣西北海一帶）等地，他們的語言與福建泉州、漳州沿海的許多人群相通，這些人分布在東南沿海的廣闊地域，一直保持着海上活動的傳統。第三類人群講客家話，分布在梅州、河源、韶關等地，包括整個北江和東江流域。潮汕等地離海較遠的山區，也講客家話。而與廣東北部毗鄰的贛南、湘南乃至閩西地方，也同樣分布有許多講客家話的人群。從更廣的地域範圍看來，客家人群的分布大體上以南嶺山脈為中心。其實嶺南還有第四類人群，即被稱為瑤、畲、僮的少數族群，他們生活在南嶺山脈，也生活在平原旁邊的丘陵地帶，甚至就聚居于廣州附近的山麓上，這些人沒有共通的語言，除了在曆史上長期遊離在編戶齊民體系之外這個共同點外，很難把他們視為同一種人群。近代以前，缺乏一個統一的稱謂或“符号”來指稱這些具有很大差異性的人群及其文化。

這些不同的人群，到今天都已成為承載嶺南文化的主體。從“自在”的角度看，可以理解為這是一個“源遠流長的曆史連續性”的結果。從“自覺”的角度看，這個過程是在近代國家轉型的大背景中所發生的，直到今天我們還處于這樣的過程中并參與繼續塑造這一過程。不管是“自在”的發展還是“自覺”的過程，都與我們國家的曆史發展密切相關。

“自在”的角度，指的是這些不同的人群在相互交往、互動中獲得越來越多共同性的過程。在文化上，嶺南的原居人群與西太平洋的所謂“南島民族”有諸多相通相似之處。公元前214年秦始皇統一嶺南，嶺南開始了與中原内地深入交往、交流的過程。不過，在很長時間裡，中央王朝能夠直接控制的，主要是交通要道以及城鎮之類大的聚落，生活在深山與水面上的許多人群，仍處于國家的編戶齊民體系之外，既不交稅服勞役，也不享受官府的保護。而中原人士也往往把嶺南視為一個充滿奇風異俗與煙瘴之氣的蠻荒之地。這一狀況從宋代開始發生較大變化，但真正實質性的改觀要到明代。明王朝對嶺南統治的深入遠超此前任何一個時代，珠江三角洲的大量水上人以及一些山裡人，都成為了國家的編戶齊民。

今天回過頭去看，明代是自在的嶺南文化發展的關鍵時期。首先，衆多人群被納入國家的編戶體系，逐漸培植了各類人群共享的基于正統儒家意識形态的主流價值觀，與此相應，中原被視為一個文明程度最高的區域，因此不管是廣府人、潮州人還是客家人，在編修族譜時都強調自己源出中原，經南雄珠玑巷、甯化石壁、福建莆田等地而後到了嶺南，或者強調自己祖先原來是朝廷的命官，如珠江三角洲不少家族在明代修族譜時聲稱祖先原在福建等地為官，後來才到了嶺南。即便是将自己的祖先與盤瓠聯系在一起，而且不向國家繳稅應役的山裡人，如瑤、畲等，也常常強調祖先如何忠于皇帝，如何為朝廷立了大功，所以才享受賦役的優免。這是明清時期瑤人各種《評皇券牒》《過山榜》中的經典情節。其次，從明代開始，随着桑園圍等大型水利工程的建設、沙田的大規模開發與對外貿易的興盛，珠江三角洲在經濟、文化乃至政治上全面崛起，成長為國家的核心經濟區域之一，湧現出許多在科舉考試和仕途上取得重大成就的人。士大夫階層在嶺南逐漸成長起來，以從祀孔廟的陳白沙、與王陽明齊名的湛若水為代表，他們将過去被視為蠻荒之地的嶺南變成一個理學發達的區域，進入了當時全國思想界的主流。他們也通過理學的禮儀實踐，改造了嶺南社會的諸多面貌，今天珠江三角洲的鄉村，給人最深的印象就是宗族發達、祠堂林立，這些都可以追溯到明代那些官員和士大夫。正是明代以來的這些文化成就，成為20世紀以來大家講述嶺南曆史、嶺南文化的重要支撐。第三，明代開始，嶺南不同的人群之間的交往與互動較此前更為頻繁，由此，大家愈來愈密切地處在一個資源争奪的空間中，矛盾更為普遍，以儒家正統的意識形态為标準，陸上人與水上人、平地人與山裡人、廣府人與客家人之間相互的偏見更為凸顯。需要注意的是，這不僅是一段沖突的曆史，其實更是一個融合的過程。這一過程帶來了激烈的身份意識變遷，我們看到，明代中葉以後，嶺南地區具有瑤、畲、疍等身份認同的人越來越少，越來越多的人視自己為正統中原漢人的後代。

明代所開啟的上述過程，在清代繼續展開。到了晚清，嶺南特别是珠江三角洲，幾乎成了中國近代史的一個縮影，我們很容易列出一串長長的名單，如洪秀全、孫中山、康有為、梁啟超、容闳、詹天佑、陳啟沅等等，他們深入推動了近代中國政治文明與經濟社會現代化的進程。這些成為了後來大家建構嶺南文化的重要資源。

嶺南文化“自覺”的過程，是指本地的人群開始有意識地以嶺南為共同地域，建構一個共同的文化範疇并不斷根據情景賦予其意義的過程。這個過程發生于中國從一個王朝國家轉型為現代民族國家的大背景中，并與源于歐洲的“民族”“文化”等概念的引入密切相關。20世紀二三十年代，那些講客家話、福佬話、白話的知識精英，已經開始有意識地以方言為基礎，建構一個人群與文化的範疇。但跨越這些類别的範疇，大家用得更多的不是“嶺南文化”，而基于省級地域，如稱為“廣東文化”。衆多有具有近代學術意識的知識分子，積極通過民俗資料搜集、著述、展覽等方式，為“廣東文化”這個标簽注入鮮活、豐富的内容。值得注意的是，嶺南的地域認同，始終是與國家認同聯系在一起的，當我們表達自己的地域性與人群特性時，骨子裡其實是強調自己具有基于國家正統意識形态的具有優越性的身份，表達出鮮明的“中國性”，不管是基于三大方言群的身份建構還是廣東文化建構，都是如此。正如近代著名嶺南學者簡又文所稱的，所謂“廣東的文化”，更準确的說法應該是“中國文化在廣東”。

多年從事田野調查和區域文化研究的經曆，越來越使我們形成這樣的思維辯證：大一統中國曆史發展的内在一緻性，實際上是以其相互密切聯系的區域間巨大的時空差異為前提的。多姿多彩、赓續綿長的嶺南文化發展曆程，也正好反映了這一點。

“嶺南文化”這一概念的廣泛使用，是近幾十年來的事情。根據知網的檢索結果，在1980年代，使用到“嶺南文化”這個詞的文章，每年都有幾篇至10來篇，從1990年代中期開始，每年有100多篇，進入新世紀後，每年躍升到500篇以上，近十年穩定在每年1000篇左右。其中，大量文章讨論嶺南文化的内涵、精神、特點、價值、現代意義以及如何傳承、弘揚等，其論述的重點，往往與時代的需求相關，如強調嶺南文化的開放性、包容性、務實性、外向性、創造性等等。這些文章，當然絕大多數都是在嶺南工作的學者們所撰寫的。可以說，嶺南文化現在已經成為本地的政府、學界乃至普通民衆都非常關注的對象，許多外地人也對嶺南文化有濃厚興趣，我們中山大學是中組部指定的首批13所幹部培訓基地之一，不少來自省外的學員，都希望能有一堂課，簡明扼要地講講什麼是嶺南文化。

今天，不管是政府部門還是學界，都在積極讨論嶺南文化與大灣區之間關系，這可以視為嶺南文化“自覺”過程的一個新階段。我們當然可以在學理上論證這個階段的合理性，嶺南文化的發展，本身就是一個不同人群不同傳統交流、互動、融合的過程，大灣區的曆史發展，自然也會成為這個過程的體現形式。粵港澳三地原本就同根同源、血脈相連，近代以來香港、澳門的繁榮，就是衆多廣府人、潮汕人、客家人共同造就的。香港白話的标準音是廣州西關音，在1950年代初香港封關之前，一個人同時在廣州、香港兩地安家是常見的現象。可以說，大灣區本來就是一體的。當然，由于曆史原因，近代以來粵港澳三地也相對獨立發展，在現代化的進程中，呈現出一些不同的特點。但大灣區的人群同宗同言，一脈相承，嶺南文化是粵港澳地區共同的曆史文化基礎，這些根本特點并未改變。大灣區是在一個國家、兩種制度、三個關稅區、三種貨币的條件下建設發展的，我們應充分利用大灣區人群共享同一種地域文化的寶貴資源，做好粵港澳大灣區的文化融合，用文化融合促進人心相通，推動大灣區更深入地一體化。這樣才能更好落實習近平總書記關于“要支持香港、澳門更好融入國家發展大局”以及“鑄牢中華民族共同體意識”的重要指示精神。

 

 

中山大學在大灣區文化融合方面，也努力做了一些事情。例如我校國家高端智庫粵港澳發展研究院與港澳智庫各界建立廣泛聯系合作網絡，為提升大灣區國際競争力出謀劃策；中山大學率先倡議，與香港中文大學和澳門大學等數十所大學共同發起成立粵港澳高校聯盟；至于日常生活中與港澳高等院校大量的學術研究、合作與交流，其頻密程度已經難以統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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